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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地区辽代墓葬壁画中天象图新探(下)

       三、大同地区辽代壁画墓中天象图所反映的地域文化及丧葬观
  画像内容虽有些可能与地上建筑中的壁画相类(如历史人物故事),但有专门为死者所设计的,如神仙神话之主题,祥瑞图像等。神话、祥瑞图案的意义,主要可能希望借图像中神仙灵怪的保护与帮助,使墓主人能生活在极乐世界之中。那么,壁画中的日常生活景象,充满欢乐、丰衣足食,是对墓主人生前生活的怀念描绘,或是对墓主死后世界的憧憬。所以,死者的“物质生活”有墓室与明器予以满足,“精神生活”则由壁画或浮雕予以充实。墓葬中绘制天文图的目的在于与天地相对应,作为安顿墓主的地下空间。在当时人的眼中看来,示意性的表现能够发挥其在墓葬中的效力。由墓室天文图的表现,可以见到墓葬图像制作在政治禁令的规范下的折中和调整。在古代中国描绘、观看、复制精密的天文图涉及政治禁忌,墓葬中仅描绘简略的天文图,即使是皇室成员的墓葬也不例外。星图的安排应该反映着死者身份的重要象征及灵魂升天的宗教追求。如《淮南子·原道训》中记载对墓顶的设计“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即有将精神上达于天的诉求。
  夏鼐讲,“辽代壁画墓中的这些星象图并不是天文学家所用的星象图,而是用来表达辽人宇宙意识和宗教感情”。辽朝采取的尊儒崇佛重道的文化政策,确实也促进了儒释道三家宗教思想在普通民众间的传播,这不仅影响了人民的日常起居生活,还根深蒂固地影响到了当时民众的丧葬观念。尤其是辽代晚期,随着汉化的加快,儒教已经开始逐渐占上风。儒教思想也与佛教思想一样,渗透到辽代人的丧葬观念之中。在壁画墓中的天象图主要表现为反映儒家礼教及道德观念的黄道十二宫、十二辰的人物形象和服饰。由佛教经典和印度占星术的黄道十二宫、道门重视的北斗和二十八宿以及反映儒家的礼教人物形象形成了有机的整体。按固定方位出现的十二辰像或十二辰木俑,是道教的十二时神,是道教构建天界的主要要素,其代表着时间周而复始,寄托墓主人希望“生死轮回,灵魂不灭”的美好愿望。如山西太原王郭村北齐娄睿墓四壁上栏彩绘的十二生肖形象是现存所见最早的十二生肖壁画。之后从盛唐到晚唐,十二生肖使用更为流行,并出现了宽袍大袖的人物画的十二生辰俑,手持笏板、头顶生肖动物的文官俑形象趋于形式化,受当时线刻艺术影响较深。大同地区辽代墓室顶部仅绘有十二生辰,仅见周家店辽墓一例。与其相似的有:在宣化辽墓中就有2号墓的顶心悬有一面铜镜,镜周用朱、红两色绘一朵重瓣莲花。莲花外绘有黄道十二宫图。十二宫外用红色彩绘二十八星宿图。在星象图的最外轮绘一周十二生肖像,身穿宽衣长袍,双手执笏于胸前,每人头顶一生肖。辽代墓葬中出现的十二生肖形象多继承唐代艺术风格,寄托了逝者寄希天地神灵保佑其生死轮回的生死观,也说明了大同地区葬俗是对唐代墓葬风格的延续。墓室壁画中的主题有相当多的分量是与超自然 的神仙世界相关的。墓主人死后希望能享受有如生前那样的安乐的生活,但亦不放弃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与神仙为伍。在墓室壁画中最常出现的神仙故事包括:与嫦娥奔月故事有关的图像,如月亮、蟾蜍、玉兔、西王母等,表现出对于生命的无限延长的羡慕。如大同地区新添堡、卧虎湾、十里铺出现“太阳”、“太阴”的形象。星象图的文化元素到表现方式深受中原汉文化和草原契丹文化的双重影响,聚合了儒释道三教的生死观和丧葬观,而大同地处中原与契丹文化交界处,更深层地体现了中原文化同草原文化以及西域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燕云十六州作为北方草原和中原地区缓冲带在辽宋之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大同地区星象图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风格特征,构成因素与文化内涵体现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共同治理下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丧葬艺术,同时也说明是科学与宗教借助艺术形式表现当时人们丧葬观念。从发掘报告中可归纳出大同地区辽代对于墓顶的设计更为简洁化,早期辽墓由于受少数民族影响没有过多的表现出与宇宙星空的观察且对天文历法上的知识并没有过多的重视,而到了晚期,辽朝人确立了天文历法且儒释道三家宗教思想在普遍传播后,对人们的生活有了很大影响,最终渗透到了对死后的葬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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